近年来，随着东盟“10+1”、“10+3”合作模式不断创新，上海合作组织逐步建立起扩容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模式逐渐成形、发展，中国的“周边”概念也不断在学界引发新的讨论。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内涵是什么？是否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对“周边”与“大周边”的概念进行严格区分？记者就此采访国际关系学、外交学领域学者。

地缘内核下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邢广程表示，地理层面的周边，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内核。“在边疆问题研究领域，对周边概念的判定，是从边界、边疆角度出发，意指中国最直接的周边国际环境。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周边国家，是指那些和中国陆疆、海疆相邻的国家。”学界关注的“大周边”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但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周边”外交概念，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周边”概念存在巨大差异。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赵伯乐认为，从麦金德的“世界岛”概念，到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理论，这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角都是以西方为中心；其所谓“周边”，是早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泛指，甚至以“洲”作为地理单位，并非指具体某一个国家。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高飞认为，19世纪初由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提出的“门罗主义”，虽然标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核心却是典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依附论”。

“中国的周边外交，并没有所谓的‘中心论’，而是以中国为立足点，将接壤的国家和地区看作周边。过去，周边的范畴强调陆疆、海疆，现在则将一些相近地区的国家也算在内，以此产生‘大周边’的概念。”赵伯乐说。

邢广程举例说：“比如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直接接壤，是中国的周边邻居；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虽未直接接壤，但也属典型的‘大周边’概念下的近邻范围。”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说，今天的大周边外交，与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平等合作关系。“中国强，周边一定能得到好处，周边强大，反过来也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巩固安全环境。”

弹性外延下的外交自信

那么，新时期中国大周边外交理念下的边界在哪里？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确切的观点。

石源华是较早关注此议题的学者之一。2013年6月，他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祁怀高合作发表学术论文，提出中国传统周边外交视域下的四个次区域，即中亚、东北亚、中南亚、南亚，应该增加西亚、大洋洲两个次区域，形成“六大板块联动”，推动中国“大周边”成为“利益高度相关、互动极为频繁的整体”。

石源华介绍说，这个观点的学理依据来源于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有20个直接接壤或临海接壤的国家，加上柬埔寨、新加坡等虽然不与中国直接接壤，但仍视彼此为邻国的国家，一共27个国家。由于美国在亚洲有特殊政治、经济等利益存在，也算作一个特殊的周边国家。”“大周边”概念可以兼顾中国的“西向”战略，中国同西亚一些国家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密切合作，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也在积极推行双边自贸区合作。因此，“大周边”的外延可以在西亚、大洋洲方向有所扩展。

高飞认为，无论大周边外交的外延如何变化，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的几个核心机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与东盟的“10+1”、“10+3”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朝核六方会谈机制。

高飞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访问蒙古国时提出中国愿意在发展过程中让邻国“搭便车”，有力反驳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是负责任国家”的所谓“批评”。“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让邻国‘搭便车’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和胸怀。”

“周边是首要”的外交布局不变

“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金不换。”长期以来，周边外交一直位于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首要位置。稳定、友好的周边环境，无疑能助益中国及区域发展。

高飞认为，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周边国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首先反映在与邻居们关系的变化上。正如外交部部长王毅所说，“和平进程始自周边”。

有学者认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这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整体战略格局；大周边外交的概念，是在坚持周边外交首要位置的战略前提下，对新时期外交实践的学理探索。

石源华表示，这四个层次的外交战略划分有所重叠。比如俄罗斯，既是周边国家，又是金砖国家，还是世界性的大国。但这个外交战略表述，涵盖了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长期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周边概念的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张君荣）

来自《形势与政策教育》高校教师群